柏溪柯努力眼神放空，动作迟缓，对一切指令做出最机械的回应。但那股来自清醒意识的、本能的抵触，如同顽强的野草，总在不经意间冒出尖芽。
比如，在个体访谈时，当那个穿着纤尘不染白大褂、笑容标准得如同量产的医生，用温和到令人不适的语气，反复询问他“是否还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否承认自己存在认知障碍”时。
他喉咙里那句“我没有病”几乎要冲口而出，又被他死死咽下，换成一句含糊的、符合预期的“我…需要治疗”。
又比如，在服用每日定时发放的、颜色各异的药片时。
护士总是推着治疗车停在每个病人面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将药片吞下，然后检查口腔。
那些白色的小圆片，蓝色的胶囊，粉色的三角形……柏溪柯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但他服用后，总会感到一种思维被裹上厚棉絮般的滞涩感，情绪被强行抚平成一条直线，连记忆的边缘都开始模糊。
他开始害怕忘记，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为何在此。
他被单独带到一个墙壁铺着软垫、没有任何窗户的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张束缚椅，和一台闪着金属冷光的、带有各种旋钮和电线的仪器。
两个体格强壮的男护工沉默地站在一旁。
“柏溪柯，根据评估，你的情绪稳定性仍有欠缺，存在潜在的躁动倾向。”带他来的医生语气一如既往的平稳，“为了帮助你更快地稳定下来，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深度调节’。这是标准治疗流程的一部分，请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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