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陈明利害，强调北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将“不归”上升到“为国靖边”的高度。
接着，笔锋一转：“至若朝中有关京营之议，臣亦有所闻。京畿重地，防务紧要，此乃老成谋国之言。”
“然边关此刻，实非撤兵之时。瓦剌游骑四出，宣大一线，仍需重兵镇慑。”
“臣已遵太后慈谕，酌情办理，特精选三千将士，押解俘酋、献捷神京，既可扬我国威，安京师军民之心，亦可使久战之卒得沐天恩，稍解思归之苦。”
“其余将士，仍须留镇，以备不虞。此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权宜，万望陛下、太后体察臣之苦心，非敢专擅也。”
这里，他明确拒绝了立刻让京营主力回京的要求，但给出了“部分先行返京献俘”的台阶，并扣上“体恤士卒”、“扬威安民”的大帽子。
最后，他稍作暗示：“另，臣闻朝中有人，不忧边患，不思进取，反以虚言惑众，欲阻北伐大计。其心叵测，或为瓦剌张目，亦未可知。”
“臣远在边关，唯知效死以报君恩，于朝中蜚语，无力他顾，然心实忧之。陛下、太后圣明烛照，必能洞悉奸邪，护持正道。”
这已经是相当直白的警告，将反对北伐者与“为瓦剌张目”挂钩。沈太后或许优柔，但涉及皇权稳固和儿子的江山，她绝不会容忍任何“通敌”嫌疑。
写完给太后的信，用火漆密密封好，交予心腹以最快速度密送京城。
杨博起又铺开一张纸，这次是给冯子骞和沈元英的指示，只有八个字：“证据可用，敲山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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