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夕阳的余晖给室内弥漫的汗臭和绝望镀上一层不祥的、奄奄一息的昏黄。
工作并未停止。电话声依旧，但所有人都听得出，那声音里裹着一层厚厚的、黏稠的恐惧，像夏日暴雨前闷在胸腔里的痰，咳不出，咽不下。
每个人的动作都带着一种濒临极限的僵硬，眼神飘忽，不时瞥向墙上的老摆钟，又迅速收回，仿佛那钟盘是烧红的烙铁。
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
王强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没敲桌子，也没吼叫，只是端着保温杯，慢悠悠地走到讲台前。
皮鞋底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在刻意压低音量的业务室里，被放大了无数倍，像丧钟的前奏。
他站定，喝了口茶，目光缓缓扫过台下三十八张，不，是三十八张半，因为吴月几乎已经瘫在椅子上。
“都停一下。”他开口，声音不高，甚至算得上平淡，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扎进所有人的耳朵里，“宣布个事。”
拨号声戛然而止。连喘息声都屏住了。
“医疗中心的车，”
王强顿了顿，“今晚，十点半，准时到咱们D区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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