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的时候，云层压了下来。我站在南出口外的人行道上，风从街角卷过来，带着一股铁皮雨棚被吹动的震颤感。背包贴在腰侧，铜钱剑随着走路轻轻磕着胯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存在——它不是武器，是提醒，提醒我脚下的世界不只有柏油路和路灯。
八小时五十七分钟，我在图书馆翻了几本市政年鉴，又绕去便利店买了瓶水，坐在长椅上看行人来往。没人知道我要等什么人，也没人注意一个穿连帽卫衣的学生在同一个地方坐了快九个小时。我也不急。我知道她还在那节车厢里，坐着，不动，等。只要我没走，她就不会彻底消失。
九点整，岗亭门开了。
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走出来，肩上搭着件旧夹克，手里拎着饭盒。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头发花白，左眉上有一道浅疤。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径直走向对面的通道口。另一个年纪轻些的夜班接岗员从里面出来，两人点头换班，动作熟练得像重复过上千次。
我站起身，迎上去。
“王师傅？”
他停下，转头看我，眼神不冷也不热，就是那种常年值夜班的人特有的麻木。“你谁？”
“上午在B3服务台那边听说您在这儿干八年了。”我说，“有些事想问问。”
他皱了下眉：“什么事非得晚上问？”
“关于六月十二号那天的事。”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也不是害怕，是一种更沉的东西——像是被人突然揭开了盖子，底下有东西不想让人看见。他没立刻答话，而是把饭盒换了只手，抬头看了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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