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深吸一口气，垂首蘸墨，落笔干脆利落。
他的破题，仅十个字：清吏治，开商路，以商养战。
他没有像卢一清那般，高谈阔论如何加强军备、排兵布阵。
他的笔锋，直剖大胤朝廷内部的沉疴痼疾。
他以周家私通西奚一案为引，痛陈官商勾结、走私违禁之害。
他直言，边患之根源，非只在外敌之强，更在内贼之贪。若不能严惩贪腐，肃清吏治，斩断那些伸向边防军备的黑手，朝廷投入再多的军饷，也不过是喂饱了一群脑满肠肥的硕鼠。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世骇俗的观点：堵，不如疏。
他主张，在加强边境榷场监管的前提下，有限度地放开与周边部族的贸易。由朝廷主导，设立官商，用丝绸、瓷器、茶叶这些蛮夷梦寐以求的货物，去换取他们的牛羊、战马、皮毛。
如此，既可充盈国库，又能通过贸易，加深对各部落的了解与控制，让其在经济上对大胤产生依赖。当他们习惯了用牛羊换取华美的丝绸，习惯了用战马换取甘醇的茶叶，谁还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过那刀口舔血的日子？当贸易的利润远远大于劫掠的收益时，所谓的不臣之心，自然会渐渐消弭。
这篇策论，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无引经据典的掉书袋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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