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已经写了八千多字，结构完整，证据链清晰。但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温度。
一篇纯粹的调查报道，固然能呈现事实，但很难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舆论战，情感共鸣是关键。
她想了想，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记者手记”——这是报道最后一部分，通常用来记录调查过程中的感受和思考，是记者个人视角的呈现。
“在调查这起二十年前的旧案时，我最常想起的，是那些被事故改变命运的家庭。”
“三位遇难工人，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二十四岁。他们来自农村，是家里的顶梁柱。事故后，家属拿到了赔偿，但失去亲人的痛苦，是钱无法弥补的。我在河北农村见到了其中一位遇难者的母亲，今年七十六岁，眼睛几乎瞎了，还在念叨‘我儿要是活着，也该娶媳妇了’。”
“陆建华的遗孀，在丈夫跳楼后第二年病逝，据说是抑郁症加重，拒绝治疗。他们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六岁，一夜之间父母双亡。邻居说，那孩子不哭不闹，安静地处理完后事，然后消失了。再出现时，已经是十年后，媒体上那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企业家。”
“而疑似真正的责任人刘长明，在事故后移居加拿大，住豪宅，开名车，儿子上私立学校。当我通过越洋电话联系他时，他客气而冷淡地说：‘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法律已经有了结论。’然后挂断电话。”
“二十年，足够让伤痛结痂，也足够让真相蒙尘。但总有人记得，总有人在追问。因为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不该被遗忘；每一份冤屈，都不该被掩埋。”
“这不仅是调查一桩旧案，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对真相正义的追寻。而我们，作为记录者，有责任把被掩盖的，重新带到阳光下。”
写完这段，许薇的眼睛有些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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