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像带着极大的痛苦，说道：
“我原来还有个大儿子，10多年前，那一年我大儿子刚结婚一年多，也刚和我们分了家，张加贵带起镇上和村、组干部到我大儿子家去收提留统筹款和农业税。任书记你可能不知道，以前我们当农民造孽，国家虽然给我们每个人一亩责任田，但是每年要从外面身上收取好多钱哦，一个人每年要交几大百，甚至上千元，粮食又不值钱。大儿子拿不出来，交不起。与张加贵他们争吵了几句，于是张加贵就喊那些干部撮他们家的粮食，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猪也拉走，卖了……”
说到这，余大爷身子一抖，好像很冷似的，把双臂抱在胸前，继续道：
“而且他们人多，当时又只有我大儿子一个人在家里，他媳妇那天恰恰又会娘家了。我大儿子去阻止张加贵他们撮粮食，牵猪，也被他们几个人按在地下打了一顿。”
任杰疑问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余大爷想了想，说道：
“我当时也在家里，但是因为分了家的，所以我也没太管我大儿子的事情，我在外面田里做农活，听见好像我大儿子与他们吵起来了后，我才回家，看见他们正在拉他们家的猪的时候，我上去阻止，却被他们把我推搡到一间屋里，反锁起来。”
痛苦的眼泪从余大爷浑浊的眼里流淌了下来。
“过了很久，我大儿子才把我从屋里放了出来。这时她的媳妇也从娘家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就骂我大儿子没出息，两口子也就大吵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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