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第一期上，破天荒的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新任编辑（实际尚未到任）的二年级新生爱德华·杨。
这篇名为《正义女神为何蒙着双眼》的文章，与其说是正经法理学评论和探讨，倒不如说更偏向于抒情向的散文。
为此编辑部对是否发表此文存在分歧，可最终还是决定全文刊发一字不改，原因固然是因为爱德华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亲自操刀了这场官司，这是耶鲁的光荣；同时乔治·达菲先生之前的那封推荐信也起了很大作用。
“桑托到低是不是英雄？”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随后作者表示自己也非常迷茫，相对于被人广泛同情的谢尔顿-固然他是制作炸弹的恐怖分子，但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人性闪光点，比如对宗教的虔诚-跑到教堂忏悔；对友谊的珍视-不愿意当庭指证同案犯。
这些亮点恰恰是米国文化与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而阿诺德法官则是被媒体和群众斥责为恶人，因为媒体偏好的缘故，他在法庭上最后那段话，并没有被广泛披露，即便是有些小报刊登了，也会惹来众怒，“那个恶棍法官分明是在消费死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合众国法律耻辱的标志”“俄国间谍混入司法界的象征”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大帽子。
在民众的眼里，谢尔顿和阿诺德法官的口碑与身份是成反比的，这固然是爱德华发动舆论战争的战果之一，但也说了此刻的米帝社会极化严重，传统的秩序不再具备威严，反而成了嘲笑与解构的对象。
阿诺德法官的身份与表现正好嵌入其中，他就是怎么使劲也挣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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