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里，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批评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开篇七卷都和八股文直接相关；16~17卷是专门对科举制度层面的阐释；18~21卷是论艺文，详尽探讨了制义方法和文章故实。于是后世便有人说顾炎武反对科举，其实人家反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科举。
好吧，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成型以来，“明经”和“进士”两科在科举体系中彼此消长，经义、诗赋之论争也往来不绝，一直到北宋初期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明经”科以儒家经学为内容，注重经术和注疏；“进士”科以诗赋为内容，讲究辞藻文章。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彻底改革了科举，废除“明经”科，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为以经义、策论为主，至此进士科一统天下。当然了，这老兄私货也不少，他将其所著的《三经新义》作为考试的出题范围和评判依据，俨然把自己摆到了圣人的位置。
宋南渡后，理学兴起，濂、洛、关、闽四家粉丝数量狂涨。在朱熹及其弟子的推动下，程朱理学走上前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取代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成了新的科举考试大纲。不过这一阶段的变化，还都是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有经邦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干之学的人才上，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
到了明初老朱当政，这位自然要继续用本家的教材当考试大纲，不过那时的标准跟后来不一样，也备受顾炎武推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明初的进士科要考三场，第一场是三道《四书》题，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是策一道。当喷子谁不会啊？喷完了得有解决办法才行。此外三场都过了还没完呢，后面还有五关要过，骑、射、书、算、律。
然而到了成化年间，“八股文”出现了。所谓的“股”，其实就是对偶，要求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考生一上来落笔先要破解题目的意思，讲三句，这是四股；中间过接两到四句，承接主题阐明其意，这又是四股；然后还得解释圣人干嘛要这么说，所以得收两句，叫原起；最后再作大结。
这样的规定其实主要是为了统一判卷标准，否则动不动就来个三千字作文，考官就得疯了。只要前三句破题没说对，后面写的再好也没用，直接就PASS掉。
明代的八股文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明初至成化的八股文，称为经义文，还没脱离“宋元经义”的旧制，以经解、注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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