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不住叹息的钟怀此刻语带哭腔道：“乾隆六年是爪哇，四十七年是安南，朝廷就眼看着自己的子民被人屠戮？！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都是干什么吃的？！”
江藩面带讥讽的神情冷笑道：“保岐，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去国离乡之人在他们眼里那就不是人！何况还是汉人。某就不信，要是死了一万个满人，你看鞑子皇帝急不急！”
如果说两人之前对北海军用先进武器将西山军打的尸横遍野还有些不忍，那么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了，甚至后悔杀的实在少了。
实际上不管是明代还是清代，封建王朝无不是坚持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动辄以“仁义抚邦”，将海外谋生的侨民视为“天朝弃民”，一副傲慢无知的派头。
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在吕宋对华人进行了大屠杀后，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学聚只是给西班牙人发了一份《报取回呂宋囚商疏》的官样文章而已。里面的内容虽然斥责西班牙人“蛮夷无行、负义如此、曷逭天诛”，可也同样提到“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
看到“强大”的明帝国居然如此态度，西班牙人自然更加视华人如猪狗，之后在康熙元年再次大规模屠杀华商，两次屠杀前后死难者超过五万。
而在乾隆六年的那场“红溪惨案”发生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才被福建水师提督盘问从爪哇回来的商船后获悉。然而不论是那些提议禁止南洋贸易的官员还是反对者，对海外侨民都是仇视态度，谁也没有考虑一万多遇难华人的利益。
事件发生两年后，经议政王大臣和各地督抚反复讨论，清廷最终采纳了时任两广总督庆复和两江总督德沛的意见，认为“红溪惨案”中被杀的华人都是自弃化外之人，且荷兰人已有“悔惧之心”，允许其照旧通商，以广大清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至于“嘉定大屠杀”么，在另一时空中满清的所有史料里就根本没有记录，片字皆无。以满清的尿性，处不处理另说，两广总督或是广西巡抚如果听闻这样的事，肯定会发奏折禀报。
可以很肯定的说，西山朝在大屠杀发生后，一直极力隐瞒，因此并没有传入满清君臣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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