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身在吉林乌拉（吉林将军府）的庆桂，在听取幕僚禀报了宁古塔的呈文后，同样预感到事态严重，便下令幕僚替自己向宁古塔和珲春发出扎文，同意了宁古塔的请求，并发文宁古塔和珲春两地，命令他们随时汇报珲春镶黄旗行踪的调查进展。
之后，吉林将军庆桂启用了“飞折六百里加急”（注2），通过东北路驿站系统，向两千三百里外的京城兵部行文，汇报情况。
于是，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始，吉林乌拉、宁古塔、珲春三地之间的呈文、扎文、咨文往来愈发频繁，很多人的目光都被这件事所吸引，连盛京那里都开始私下议论这件事（注3）。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一支负责搜查托莫霍果下落的哨骑小队，终于来到了熊岛海峡对面的小渔村。
此时渔村内的几家村民中，有两家之前已经猜测到了一些端倪，早就吓的卷铺盖搬家离开了。剩下的三家都是有老人孩子，不方便冬天离开的。
这三家渔民任凭甲兵们如何询问，都只说佐领大人自从上了熊岛后的那天夜里，听到村外军营内人喊马叫，各家没人敢出来。不过第二天一早，佐领大人就率队开拔了。至于去了哪，这谁能知道？
两天之后，另一队哨骑小队也在线索的指引下来到了渔村。
两个哨骑小队的领催，在互相交流查探得来的线索之后，都认为海峡对面的熊岛上有古怪。从渔民那里询问的情况表明，没有人亲眼见过托莫霍果从熊岛上回来，所谓的大队开拔，都是渔民们从夜里的动静而猜测的。
两个人不敢懈怠，带着手下来到了海角最南端的位置，隔着冰面遥望熊岛上的情况。在眺望了半天也毫无迹象之后，一个领催便提议自己带队上熊岛上查探一下，半日内返回；如果没有什么发现，那就只好再往其他地方寻找。
结果这支十人小队在上了熊岛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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