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咱们国家民族几千年，绝大部分人口说的都是白话口语，现在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优先，文化普及优先，我看文言这种书面语体裁，肯定会让位给白话文。”
叶林这番话，包天筱当然认可，
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唤醒民众，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文言文都是一道高高在上的门槛，是阻碍大众学习和接受文化和知识的重要障碍。
“文濠，其实文言文原只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你说的不错，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天筱兄所见甚是，其实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就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
天筱兄，可惜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还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文濠，其实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就我记得，现成的例子就有：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
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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