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堪玩味的是，晚明党争的主场，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说，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在于政争各方，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
从万历朝开始，朝堂上大量职官开始空缺，大明从嘉靖皇帝开始到万历皇帝，三代皇帝的的“偷懒罢工”导致明政府高度“不作为”。
以万历三十年为例，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
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缺知府二十五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阉党之外，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
作为一个后世魂穿到这个时代的人，他自然知道大明的衰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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