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文明国家”扶桑按照“国际惯例”形成《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没有另一当事方大清国参与的单方报告，居然在后来英国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于此同时，扶桑政府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经弄清楚英国主要媒体的“办事价码”，大洋王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们照葫芦画瓢，事件发生后，扶桑立马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以换取“关照”，几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镑的“工作经费”。
仅一周的时间，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就连大洋王国的《世界日报》《布里斯班信使报》《墨尔本记事报》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强有力的“危机公关”下，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升号是为大清军方提供服务，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理应充分了解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
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扶桑将高升号视为敌船。扶桑令高升号服从其命令配合检查，宣战的义务即告完成。而高升号不服从命令并擅自开火，完全是敌对行为，战争状态已经存在。
扶桑确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扶桑军队的，对此敌对行为，将其击沉的确是军事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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