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法典中还设置了自首、立功、从犯、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也设置了累犯、犯上等从重、加重处罚情节。勿用多言，这都是完颜康早早灌输给公孙玉的现代法治思想。
对于重罪的设置，与以往有了极大不同。
北魏时期，北齐律设置了重罪十条，将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国家打击的主要对象，并不能予以赦免。之后隋、唐、宋、金各朝律法，基本沿袭了重罪十条。
金朝刑律，定下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条重罪，遇赦不赦。
则对此有了极大改变，全面取消了重罪十条的设置，对其中部分罪名加以改变，对其中部分罪名予以删除。
恶逆、不孝、不睦、不义这四条罪名被删除，法典设置了犯上的处罚情节，对于殴打、谋杀父母、长辈、上官、高爵位之人，统称犯上，对于犯上之人，从重或加重处罚。
不道的罪名被取消，被故意杀人罪包含在内，内乱的罪名被取消，被强奸罪包含在内。
谋反、谋大逆、谋叛依旧保留，但对于量刑的幅度，进行了调整。
大不敬的罪名被彻底取消。
大不敬之罪自汉代就被纳入刑律，指蔑视、侵犯皇帝的尊严或人身安全的言行，具体包括盗取皇帝祭礼用的物品或皇帝日常穿戴的物品，盗取或伪造皇帝的玺印，为皇帝制药有误，为皇帝做菜误犯食禁，为皇帝建造的车船不牢固，咒骂皇帝等等。
完颜康取消了皇帝的生杀大权中的“杀”权，自然也要限制皇帝其他种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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