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那套，在这里行不通的。”张石川呵呵一笑。
“你怎么这么肯定？”花琪追问道。
“你知道康熙为什么去年要禁止他们传教吗？”张石川一笑，示意花琪也坐下，喝了口茶又说道：“因为啊，现在的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是个傻B。”
“讲粗话！”花琪撇了张石川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说呗。”
于是张石川开始跟花琪讲起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经历。
刚开始，耶稣会为了在中国传教，用了各种变通的方法。核心一条，就是传教的本土化。把天主教的各种教义，各种符号，都用本土化的方式来解释。
比如大名鼎鼎的利玛窦，他把基督教往佛教那边靠，便于中国人理解，他穿着和尚僧袍，把传教场所命名为“仙花寺”。
后来利玛窦又发现，佛教不像欧洲的宗教那么有社会地位，中国士大夫并不怎么把佛教当回事。真正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还是儒家学说。
利玛窦赶紧变脸，留起胡子，穿上中式服装，把自己打扮成儒生，自称仰慕中国文化。加上他很有才学，数学、天文、地理懂一大堆，结交了很多中国文人和高官，甚至后来还见到了万历皇帝。这就为传教士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但是一百年过去了，可能罗马教廷觉得中国对基督教接受得差不多了，于是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就最终搞了七条专门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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