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年幼的孩童不论如何向夕阳伸手，都只能任由日光退去，留下深红的残骸。
他与父母的快乐记忆很快被死亡吞噬，那些日子没能留下任何的纪念品。影像、日记、照片、朋友的言语……他们没能留下任何东西。正式场合里只有来自陌生人的夸耀与父母矜持的鼓励。而曾见证一切的保姆也不知何时消失于世界的某一方。她也没能留下行踪记录，就这么突兀的、宛如轻烟一样消失了。杨怀朔甚至不记得她的样子。她喜欢笑吗？她年轻吗？她有一双巧手吗？
记不得、记不住。孩子的记忆本就模糊不清，就连自己与父母相处的时日都逐渐被染上个人色彩。他们或许只是回家吃了一顿饭，他们或许只是例行公事地与孩子玩耍。而当时的一切言辞与动作都是杨怀朔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父母同事以及周边邻居提供的证言只有“他们不常在家，反而是作为爷爷的杨苏棣带着孩子”。他们普遍认为杨怀朔是被他的父母放养了。因为，送杨怀朔上学的是司机。给他做饭的是保姆。周末陪他出去锻炼身体的是杨苏棣。
身为父母的杨少羲与谢佩苓无疑是十分失职的。他们往往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并且最多停留一个晚上。
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只有散落一地的摇篮以及里面的玩具。
“真可怜。”戴着面具的人说。
“为什么他还活着？”戴着面具的人说。
“案发时他不在现场还真是幸运啊。”戴着面具的人说。
“他不是在现场吗？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凶手没有杀他。”
“凶手是谁？”
“不知道。大概是一些组织的极端分子。”
“他们得罪的势力太多了，哪一家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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