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中以老农为师，又设了专门的农场钻研“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析，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等等，潜心考求，力图进步。
周祚鼎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他儿子的老师方以智极大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桐城学派学风，也因此深入到陕西士人的骨髓之中。
在乡官学堂开设一年多的时间后，周祚鼎又在渭南各地办“场”，即以营庄名义开设官办农场，以此推广新的农作物种子和农业生产技术，“民之来观者日多，遂知务农必有学，五谷需新知，农学之课大盛于秦”。
陕西是顺朝众多开国元勋的桑梓故乡，所以在财政协饷上经常得到优待倾斜，周边不少省份都要承担向陕西协饷的责任，如湖北一省每年就需要协饷一百五十万银元之多。但由于周祚鼎对陕西农林渔牧业的改良，到天法六年时，湖北对陕西的协饷就减少到了每年二十万银元。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周祚鼎还在长安设立了陕西林业监，专门研究种树技术，又从江南请来了不少喜好钻研花卉树木的金石学家，将他们那些本来无益于国事的、钻研奇花怪石的学问，全用到了研究种树上头。
天法八年，宁夏、河套被合并为朔方省，周祚鼎由陕西节度使升任为西北经略使，管辖陕西、甘肃、朔方三省。
他在宁夏创办官办牧场，设立种牛、种马牧场，对“管理饲养回交诸法，无不穷极研究，以兹繁殖”，西北的畜牧业得到极大发展。
周祚鼎认识到要实现陕西经济的复兴和进步。就必须发展农业的相关教育。经历明末多年战乱以后，像周祚鼎这种重视实务的士人不在少数。
所以他在长安筹建农业学校，普及农学知识，“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数年间便吸引了大批经世派学者到陕西教学。
可以说，周祚鼎花费了五年左右的苦功，虽然没能促使西北农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但这些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改良，则使得西北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他自己也因此官运亨通，后来更依靠此时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在准噶尔战争中屡立殊功，得以官拜政事堂平章。
明朝时对矿产开发的限制。。主要是担心有乱民皆挖矿为名聚集，形成乱源。后来万历时期广设矿监，又由于吏治问题造成了大量不良社会影响，情况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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