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对闯营士兵就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劫掠金银细软、私藏战利品的用处很小——因为闯军大多时候是在乡间和山区活动，即便攻占城市，待的时间又短，军纪又严格，私藏金银的好处很少，一旦被发现后的处罚却很严重。
对闯军士兵来说，严格遵守上缴战利品、公买公卖的纪律，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感的约束，而更多是士兵个人经过利益衡量之后做出的合理抉择。
那名小兵拍拍衣服，笑着说“掌柜老爷，快给我们重新上茶吧。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对，是负荆请罪，让那小兄弟给我们负荆请罪啊！”
“什么负荆请罪！你跟方先生学了两句话，就成天胡乱用！”苗里琛打了那名士兵一拳，忍不住笑骂道，“方先生和张掌柜几个人，一有时间就教你们识字，可不是让你这样掉书袋用的。”
苗里琛所说的方先生和张掌柜，就是方以仁和张玉衡这两个李来亨手下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早在初入河南的时候，李来亨就有意识地让方以仁在部队里展开扫盲识字的活动。
不过这说得简单，做得却很难。不仅仅是识字本身的难度和士兵们对念书的抗拒性，更困难的是要让士兵花费相当时间认字，就意味着减少了他们的劳动、训练和战斗时间。
即便闯军攻破了洛阳，整体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简陋。连李来亨本人都维持着极低的生活待遇，一般士兵很多时候更是半耕半战。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里，还要同山民、流民一起耕种谷地中的田土。
这样重的负担下，还要让他们分出一些时间来识字，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任务。
只是李来亨本人对扫盲识字极为重视，重视程度高到了这件事情的负责人方以仁都无法理解的地步。多亏了他的极力坚持，识字运动才在极为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以一种效率虽然很低、但始终坚持不懈的状态维持了下去。
经受过简单教育，认识一点点文字的士兵，可以更容易接受闯军内部进行的种种政策宣讲。李来亨也花了很大功夫，让张玉衡和他手下那批账房行商们，按照他写出的政策宣讲书，给大家解释“公买公卖”对于士兵自己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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