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四儿说:“就是我们在京绥铁路大罢工前,从北京来的那位何孟雄先生,他说是劳工组合组织派来的。别看人家是有钱的读书人,一到咱铁路就下扳道房、进机务段,还组织我们铁路员工成立了工会和俱乐部,他当时就是给我们讲过这些话,我们听他的话争取工人们的权利,后来才有了十多万铁路员工参加的那次大罢工。”
桃花又问:“那李先生呢,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改了名字的李大钊先生呀?我倒听你念叨过。”
原来常四儿作为铁路工人代表参加了在张家口宝善街召开的那次“西北农工兵代表会”,李大钊看见了常四儿的名字,就说:“咱工人二字合起来就是个天字,以后当工人的也不能再‘四儿’、‘五儿’这么随便着叫了,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官名,我看你以后就叫‘常思亮’吧!”
桃花说:“常思亮,常思亮,听着挺好听的,就是喊着不顺嘴,老好像在听喊别人的名字似的!”
常四儿说:“多喊喊你就习惯了。”想了想,他又对桃花说:“你手里的银元还有没有了?”
桃花说:“我爹给我的银元,我差不多都还给他了,谁让他的皮庄倒闭了呢。后来泉根到北京念书,我把剩下的钱又都给了他。现在就剩了一块钱在守着咱那钱匣子呢!都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我可不敢让钱匣子真空着呀!”
常四儿很果断地说:“你把剩下的这块银元给我吧?我要去交一笔很重要的‘费’。”
桃花说:“咱眼看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养活孩子吃喝穿用哪一样不用花钱呀,咱还是给他留着吧!”
常四儿沉重地说:“我就是为了咱孩子的以后,为了让他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咱今天就得咬牙,就得豁出点什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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