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蔫的二儿子叫任立信，他正好在家，他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双方坐定，蔡主任开门见山：“立信兄弟，你知不知道常有宽在深圳做什么？”
“不知道，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怎么，常有宽也到深圳去发展了。”
“他老婆鲍雅琴说他到深圳办公司去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今年四月底。”
“这——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两个多月了，照理，我应该见过他，凡是到深圳去发展的人，都要和同乡联系，我在深圳，常有宽是知道的，他要是去深圳的话，肯定会找我。即使他不找我，我也应该能碰到他。即使我碰不到他，我的朋友也应该能碰到他。”
“你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赵子蒙道。
“我在深圳经营一家饭庄，凡是到深圳做生意的京西人大都会到我那里喝酒——更别说是咱们花神镇的人了，我们还有一个同乡会，常有宽是京西人，他应该会光顾我的饭庄。即使他不光顾我的饭庄，也会参加同乡会，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同乡会，它对刚到深圳的生意人非常重要，公安同志，我有一事不明。”
“你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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