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那可怜的乡中，已经没有我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师生了。我最爱的张老师，已经退休到成都，当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青春希望的年轻老师，也熬不住山区的贫困与孤独。
孩子们呢？有条件的家长，早已到县到市，给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了。最需要改变命运的穷困孩子，他们接受着这种没有竞争力的教育，迟早会汇入打工者的大军，希望没有了，火种没有了。
我当年惊异于县中与乡中的巨大区别，二娃和我，本来是一样起点的人，高考的差异如此之大。现在的差距，恐怕会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苏说到：“我大学的时候，也到贵州支过教，我原以为我老家穷，哪知道，贵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穷，穷得让人无法想象。那里的学校，几乎成了儿童寄宿院，学习为辅，管住他们不惹事为主。有的学生，父母外出几年没见过面，有的学生，从小母亲离家，属于单亲。他们住的爷爷奶奶家，那房子，一脚都蹬得垮，他们是最需要改变的，而教育现状，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
“我们支教也是短时间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工作，我们曾经给孩子们带了些希望，走的时候，又让他们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们的最后亮光也暗淡下来，成了麻木的人。”
听到他们的叙述，我更感觉自己的渺小。毕竟，为了这种改变，李茅出过钱，小苏出过力。但我，最早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实际行动过。
这不正是班长给我提醒的吗？要做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董先生给我嘱托的吗？要做大丈夫。
这么久以来，我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什么感情，什么孩子，什么家庭。这不是无病呻吟么？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啊。
生活给了我巨大的馈赠，而我却不思回报。我过着少年时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活，我取得了父母辈无法计算的财富。凭什么呢？凭文化和奋斗，我没有二娃有文化，我没有班长辛酸的奋斗历程，我没有王班长拼命的探索，我更没有眼前这两位，同情那片土地、那些亲人的善心。
回想至今为止，除了我自己的亲人，我几乎没有给别人做过好事。汶川的孤儿，也是妍子提议收养的，我只不过是怀着私心看望了一下，点了一套西式快餐！
我吝啬得如同守财奴，还不知足地在钱财上企图增加尽可能多的数字。在眼前两位的面前，我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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