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再次按开了图片，说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变量：速度不均衡。”
“按邓大人改开的意图，是先富带动后富。这在当时，当中央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时候，是做得到的。因为政府掌握着绝对的分配权。但是，为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开始的，各地方按各自的步骤发展先行，问题就来了。有利于地方政府税收的事，各发达地方干得火热，而上交中央的税收比例就减小了，减小收入就等于减小中央对经济社会的控制权，为此。朱总就发明了分税制，重新掌握了分配的主导权。”
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会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大循环。
“如果没有今天我所说的变量的影响，这种做法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让中央来调节分配比例，保障大致均衡。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巨大的变量来了，新的不均衡被放大，治理方式如何改革，又摆在了领导的面前。”
中国当然不能硬性屏蔽这两个变量。全球化与信息化，正是中国近些年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两个变量，我们即使开放了，也只能给洋人打工，根本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怎么办？如何拥抱这个巨大的机遇，但又要造成大致均衡的态势？我们的领导又做对了。顺势而为，不在分配上下功夫，而在生产上下功夫。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或者说覆盖旧的问题，这是不是在哲学上，肯定变化和运动，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他这一说，会议室就轰动了，纷纷议论起来。这家伙毕竟有中外学习的背景，又在政府高层工作过，又在公司实践赚了钱，出口不凡，立意高远啊。直到此时，我才有点佩服他了。
再想想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觉得非常浅薄了，果断决定，暂时不发言。
当然也有提出问题的，这些问题要么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要么太过常识，没引起我的注意。
只有黄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我最关心的。他问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怎么办？”
这是不均衡的极端问题，这也是个大问题，我看他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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