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历史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文明。抗日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文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文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文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学潮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赢，企业赚钱、人民有工作涨工资，政府税收好，这是多赢，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性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中国人的特点，完美地满足了这个特征。”
小苏的夫人讲到：“我奶奶说，今天她过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好十倍。”
她的话题引起了妍子兴趣：“你奶奶跟你讲过过去的地主是怎么生活的？”
“张家石盘的大地主啊，家里有地七八百亩呢，那叫有钱！”小苏的夫人模仿她奶奶的口气说话，把这个讨论变成了话剧表演：“要说他家有多少钱呢？我们也不清楚，只晓得，腊月腌肉啊，要用好多盐，用过的盐水啊，再也不用了，直接倒掉，里面还有白花花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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