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早，其实也不算早，我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到了六点钟就会醒，不过太阳从东方升，西部就亮得迟，这时天还是黑的。
我下楼到停车场，只有一个保安，其余的人都在熟睡。我找他打开车场的灯，他没同意，说是怕惊醒了熟睡的客人。但他还是借给我一个应急灯，我把备胎换下来，那个保安也来帮忙，我和他小声搭上了话。
“兄弟，听你口音是南方人？”
“对”我正专心清理后备箱，他帮我拿出那个补好了的胎。
“其实我也是内地人，逃难过来的。”他说这话时，我回头看了看他，五十多岁一脸沧桑的保安，怯生生地对我说话。
我赶快打开副驾驶的门，拿出妍子放在那里的一包烟，递给他，他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我再递，他接了。
“啥时候过来的？”我问到。
“从小，七岁多，我是四川人，父亲死了，我娘带我到新疆投奔舅舅，就过来了。”他点上一支烟，差点呛了一口，但忍住了。我正在下备胎，他蹲在我身边，把螺丝一颗颗地从我手上接过去，归置在一起：“当时，舅舅在新疆的农垦兵团，王震的队伍，农二师，库尔勒。”
螺丝下完了，我在取轮胎时有点费劲，他示意我让开，向轮胎踹了两脚，然后轻松地取下来了，看样子，他是老手。“就是产香梨那个库尔勒，听说过吧？”他继续问到。
“经常吃，北京也有卖的，不错。”
“我种过，我跟你说，内地卖的好多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库尔勒香梨产量没那么大，许多都是别的地方产的。”他脸上明显露出一些光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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