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不是”小胡认真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庄老师，你的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过看了二十四史，也看了原来一个叫弘学法师的，关于原始佛教的书，大概就这样，没什么更多的学习。”
“那你学习的时间很长吧，二十四史，可不是一天能够看完的。”
“没看完，只是有几年，空闲时间多，大致看了一遍。”
万老师赞叹到：“效率真高！”他接着说到：“既然你对中国历史最熟悉，那讲佛教在中国发展时期的经济活动，我们得好好听了。”
我不得不慎重起来。
传入中国的佛教，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调试，经历了一个在新环境中适应、溯源和整合的发展过程。但，佛教依然是佛教。
中国大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四季分明，主要靠夏秋收获为食，是靠天种地的依赖程度很重的农业社会，使得在印度等热带地方可行的完全靠托钵和自然物产维持生存的条件大打折扣。对僧徒而言，现世这个生命皮囊的维持方式，首先就不得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虽然“佛家遗教，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行乞等头陀行仍然实行；依靠布施供养也还是生存物资所得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供养人”的形象很早就出现的佛教壁画中即是例证。不过，乞食环境差异『性』大，可依赖程度低；即使供养，保障程度也很成问题。
而且，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环境，也让僧人的行脚乞食的游走受到诸多限制，乃至游僧常被视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当政者大多要求僧人修止于寺院，以方便管理。即使信佛的帝王也不能容忍“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下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违者加罪。”对于借着修建功德而竞相靡费钱财，也多有限制，认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饬令，若“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自今一切断之。”
史料记载，以土地乃至经营商业来保障寺院的生计，即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寺院经济形式和趋势。史料中最早的由朝廷推出的寺院经济定式，是北魏时期对于僧只户和佛图户的设置，由当时着名的僧官沙门统昙曜提议出台的相关佛教经济政策，不过，或应说，这种政策大致是对已经在佛门流行的相关不规范做法的整顿和正式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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