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人们谈玄论道，根本没有对中国文化得出更多的理论成果。因为空谈是出不了成果的，即使出了成果，在实践中，也经不起检验。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成果的话，不是说像鲁迅那样，《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中，充满了讥讽。他们的意义，只是树立了一种生活可能的方式，或者说，单纯文化，也可能具备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一种精神。
中国人的文人生活独立性，是那时候开始蔓延出来的。为了树立这种独立性的色彩，七贤中，好几个人都献出了生命。不畏强权，是内心高傲的反映。但是，我们今天这三人，有这种高傲的资本吗？
他们的独立性，用牺牲世俗道德和生命来维护的形象，也不是没有意义。他们人虽然死了，也没谈出什么道什么玄的结论出来。但他们生活的方式，那种自我的状态，鼓励了一个伟大的人：陶渊明。
贫穷、低贱，但不掉价，甚至还很高尚，很自得，这种自我欣赏的情怀，不能说没有竹林七贤的功劳。
我突然想到一个作家孙甘露，他在一篇小说里有一句话。“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不能弄个一官半职，难免要舞文弄墨一番。”我们都算是读书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呢？这可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人避世方式。
我怎么想到孙甘露了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走神。这种方式，有点像是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要知道，在《梦的解析》中，早期，弗洛伊德并没有熟练掌握催眠术，这个半懂不懂的家伙，在早期当心理医生给人治疗时，用自创的山寨版催眠术来代替：自由联想。
这有点像乡村兽医，迫不得已为人治病时，没有酒精消毒，就把刀在火上烧一下，勉强为病人剜去毒疮。亏他还为了赚钱，给贵妇人当医生，真是有钱人傻。
按他对自由联想产生的走神，或者按他所说半梦的状态，我可以分析自己的心理轨迹。我是因为什么把竹林七贤与孙甘露，在此时，联想起来的呢？
对了，是空谈。我们三人在空谈，而竹林七贤也在空谈，虽然他们的话题更为高妙，也只不过中口气更大一些而已。而孙甘露的小说，更多是把人物的语言作为基本的卖点，他是我第一个看到，纯粹以语言和文字的游戏中，表现出思辨和感情张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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