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这十余天里也休整完毕，由于大量土兵的加入和编制，以及部分被俘的清兵和辅兵的补充，再有那嵩的全力支持，兵力数量猛增至五万。这与以前是不同的，以前土兵是助战，人身和家庭还依附于土司。但经过朱永兴的利益交换，以及明军大胜的影响，各家土司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不得不把入伍的土兵及家属转为**民，归由朱永兴派出的官员进行安置和管理。
这样一来，土兵便成了明军中的一分子，真正的战士。而他们的家属也摆脱了类似农奴的地位，在滇南的原沐家勋庄，或是安南的土地上，安家立户，生活环境和条件一下子宽松起来。
那些输兵报馈的土司，当然也得到了朱永兴的回报。比如左星海和陶斗，出的人最多，便各得到了安南两个县的地盘，得到了两个安南都统使的头衔。
而那嵩，经过此战过后，显然也看透了很多东西。他将元江的土兵尽皆付与明军，为小儿子那烈争到了一个参将的军职，在朱永兴手下聆教听命。元江知府一职依旧由其子那焘担任，那嵩则准备赶赴滇西永昌，要在那里建府，行使云南巡抚的职责。
平和的改土归流，数十万的治下土民，换来的是一个地方大员，一个世袭知府，一个参将，两个诰命。到底是赔，是赚？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就如同猛山克族的投效，郑家的襄助，都是把宝押在朱永兴的身上，押在明军会胜利的希望上。
投资有风险，但押对了宝，曰后的飞黄腾达自然是跑不了的。那嵩就是那一种人，有些执拗和倔强，看准的事情就不含糊。这从历史上他的举旗抗清，便可见一斑。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也是个聪明人，看透了大势所趋。
“土卫参设”、“土流兼治”、“改土设流”、“改土归流”，这种循序渐进的政策，从明正统八年便开始实行。政斧要最终达到的目的，傻子也能看得出来。而此次元江举义，已经与清军结下了生死怨仇，曰后若没有明军的相助，元江岂能抵挡清军的反扑报复，那氏又岂能保住累世的财富？
有舍才有得，那嵩也算是深谙此道。而在安南得到的土地，在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是为那氏预留的一条后路。
云南最有实力的土府被彻底收服，而且是不动刀兵，平稳过渡。尽管世袭知府使改土归流显得有点不彻底，但增加了通判作为制衡，朱永兴也很是高兴。毕竟，这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当然也知道，这并不全是此次胜利的关系，还有那氏长期被汉化的影响，以及目前大形势的因素。
但元江战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吴三桂率军驻扎石屏，对于元江来说，始终是个威胁。而现在出兵再战，他发现似乎力有未逮。
军队扩充之后，还需要整合训练；大战之后，火药等物资消耗严重，急需补充囤积。这最重要的两点，却还需要时间，才能够准备齐全。
既然吴三桂是在以势威胁，朱永兴和众将商议之后，也作出了以势相对的计策。其中，又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又分两线，一是派兵重回阿迷州（现开远），并向西攻掠蒙自，在当地土司的相助下，从东面远远地威胁石屏；二是派兵过江再占老武山、大竹箐，从西面迫近石屏城，并派出小股部队，在石屏州土兵的帮助下，对清军进行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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