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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