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代与北宋时期，枢密院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组织结构，地位与职能才开始逐步确立。枢密院也从中晚唐时期的宦官弄权场所，正式成为了朝廷管理内外军务的常设机构，算是在制度上实现了军政分割。
如今李潼以殿前六营总掌宿卫，以京营节制南衙诸卫事宜，算是给初唐以来的南北衙军事纷争初步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是建立在他个人强大的权力与威望，以及适逢一个破而后立的非常时期。
毕竟无论是殿前六营还是京营，他们的成分无一例外都以原行台西军为主体。李潼个人的威望在西军中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他做出怎样的调整，外朝也很难做出有效的干涉。
但是想要让这个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一种能够长期运行的秩序，仍然需要制度建设上的配合。比如内外诸营如何招募、轮换，诸营将官如何选拔、升降与监察，如果再由政事堂负责，那也只是一番瞎折腾。
所以枢密院的建立也就势在必行，唯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才能巩固住已经从外朝政事堂中分割出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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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关这一点，李潼也已经埋下了一个暗线。政事堂本有编撰《时政记》的传统，以备详政令得失与修史参考。原本这一编撰工作是由政事堂本司负责，不过早在洛阳时，李潼便以中书舍人兼集英馆直学士编修《时政记》，将这一职能分割出来。
同时，西京本有鹰苑、豹坊用以培训武官，未来随着时局稳定，可以将两署并为一处监管，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武选制度。
几项职能合并起来，已经具备了一个枢密使的雏形。之后再将西京军器监、内外闲厩及牧监等诸事收入其中，就有了创办枢密院、从而实现军政分离的需求与基础。
唐代节度使的壮大，既有具体人事上的任使昏庸，中央在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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