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陕西之境几成方外之邦，责任并不全在于雍王恃功跋扈，更在于朝廷本身失于渊博。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朝廷取缔了行台、解决了雍王，陕西诸境若得善治，周边贼寇若得慑服，当今世道朝野内外，有几人可以夸言能代替雍王负此大任？凡所耗用，可能还要更甚于此前。
裴守真之所以甘心求死，一则在于自知自己这番行为之冒犯把雍王得罪狠了。二则也是心存一份惭愧，他此前那种态度，多多少少是觉得雍王权高势大、不臣之心昭然，挟陕西之境抗拒皇命，欲于关西之境另设典章，这自然是王臣所不容。
但事实是雍王拥此一境为西面壁防，整个陕西之地人力物力已经使用近于极致，朝廷承于此惠得于从容事外，却还一味的催讨索取，乃至于隐隐将雍王、将行台目为虎狼之敌。
陕西当然不是方外邦国，然而在人心狭计之下，已经有了敌我的判断。这一事实让裴守真所奉持的道义产生动摇，乃至于坍塌，朝廷对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这些故技难道也能慑服诸敌？
这种信念的动摇、心态的转变，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时又有悖于他过往的道义，让他心生惊惧。此际求死，也真不是夸称忠烈的谋生之计。
雍王一再逼问该以何罪杀他，确有几分诛心之问的味道。裴守真几番作答，仍是怯于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但雍王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仍是继续追问。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终于长叹一声，深伏于地，涩声答道：“殿下此前训言，守真甘愿领罪，今日所为，确是贪慕贼节，沽求假誉。”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舆情俗计，皇命之外，俱为不法。潜行留台，妄以壮烈自任，厉态求节，更是诬指殿下构害社稷，欲捐身以警众。人情以论，此为以疏间亲，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大体以论，指功为贼，毁我社稷柱石，诚是大奸！”
裴守真讲到这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卑职腆以皇命自诩，世食唐禄，在朝不能匡大国计，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以毁谤国器、夸张离奇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怀，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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