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员们所提出的补贴对象主要还是自然人，比如获得朝廷民爵嘉赏的公士之类，又或者年过几十、家有几丁，这也是以前惯用的手段。
但这些方式，所针对的只是生民个体，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单一，无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长安新经动乱，物资难免短缺，把钱发到小民们手里，或许会刺激他们积谷备荒的囤积欲，抢购几种有限的生活物资，这与李潼所设想全面刺激长安民生恢复有些出入，起码不会对诸行业生产造成太大的补益。
所以他在考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补贴的目标从个体转变为以行社为单位。如此一来，虽然会刺激行社进一步发展，但也顺理成章获得对行社的管控权。拿了我的钱，我总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社尾大不掉，这也是多虑了。因为古代东西方行社的发展，是有本质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说行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
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民众们首先是在籍之民，然后才有一层行社身份。
生产性质的行社，主要是工艺的研究与传承，像是唐宋之际的制造产业，由官府提供官样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采购。商业性质的行社，则就主要是管控物价、避免恶性竞争，以及统筹资本，参与官买、互市等官方组织的买卖活动。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行社从产生伊始就没有反骨长出，未来的发展也根本不具备此类空间。至于官商勾结、政治投机，以及晋商们含辛茹苦滋养出来的大清国，那都是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诉求，与行社这种组织模式没有本质的关联。
当然，李潼所说的补贴，主要还是针对生产与销售有关的行社。
至于景教、祆教以及一些拜佛社等宗教色彩浓厚的行社，绝不会出现在补贴列表中，但会费该交还得交。我可以尊重你信仰，但你也得敬重我的权力，否则取缔没商量！敢再私自集会，那就谋反论处！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