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生之欲，我自赐之活路，开元政治该当有这样一份开明与包容。但若生机不能缘我而求，哪怕再如何苦心孤诣，最终只会是妄求。生杀由我，舍此无贰！
内卫信报送来的第二天，留守府的奏报便也到来，而且一来便是两份，除了留守府奏章之外，雍州长史王方庆另有加奏。
留守府的奏报主要述及长安城眼下的军政布置以及民生状况，《鸠鸟赋》妖文也有述及并附李昭德的应变计略，但却无置猜度之辞，只是奏请圣人遣员调查。
对此李潼也并不意外，留守府职在维稳，只要能维持住关内军政大体，便算是尽责。若真妄加猜度、节外生枝，那就是逾越本分了。
王方庆的加奏内容则更少，无涉具体事务，通篇读下只是问候。但这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他身为留守之一，既然留守府以作章奏，若事至于此，则就完全不必再置别辞，既然再作发书，那就意味着事有未尽、言有未尽。
身为留守大臣，自然不可轻作邪情诬告。作此加书，则就表示长安眼下存在的人事隐患并非留守职责能作处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两封书信看完之后，李潼再拿起留守府发来的那封公函，心中对李昭德隐隐有些失望。
就事论事，李昭德所做出的应对的确无可挑剔，在留守职责内将事情做到最好。但相对于王方庆的事外表情，李昭德则就显得过于公事公办、一丝不苟。
《鸠鸟赋》妖文政治意图是有着极大的指向性，并不止于攻讦太皇太后，深作剖析的话，李潼这个当今圣人才是孵在鹊巢的鸠卵。
这样的指摘性质更加严重，出于情义的话，留守臣员是可以作更加猛烈的应对。李昭德公事公办、不逾尺寸，虽然做到了尽责，但同时也是借此职责免于亲手加害相王血脉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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