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学养基础，李潼才有信心编写《万象》大曲这样的曲辞题材。全唐诗虽然名篇诸多，但都风格强烈，感情丰富，艺术造诣虽然高，但还真不怎么适合拿来当四平八稳的面子工程曲辞去用。
台阁体诗歌，题材、内容和意趣高度趋同，如此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诗题，你甚至都分辨不出这百十首诗究竟写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应制诗通常需要定题、定韵，几首、十几首诗同韵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对这样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没有客气的道理，自然是挥毫如飞、文不加点、倚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项工作最难？
要判断这当中难易程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些从业者们各自社会地位如何。礼乐虽是国体庄重之事，但是当中乐工、音声、歌舞、器乐等等，绝大多数都属贱籍，甚至不能与籍外良家通婚。
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那就是隶属于太常即司礼寺的协律郎。
古代能够被称为“郎”的官职，几乎都不简单，协律郎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仅仅只是隶属太常的八品官职，但却是士人蒙荫、科举守选等解褐所任之官，是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所谓解褐，就是脱下身上短褐布衣、换上官袍的意思。
像是眼下忙于编制曲章的太乐丞白芬，虽然本身出身音乐世家，有一个历事数朝的父亲，但就算是其人已经担任了太乐署的二把手，较之初入官场的协律郎仍然差了一个等级。
唐代官场有校正不入，当守协律的俗语。讲的是官员解褐出任的官职，馆阁校书郎、正字乃是首选，协律郎则仅次于这二者。
经过这段时间在内教坊的厮混，李潼也了解许多曲乐编制的流程，太常曲乐分为两部分，歌辞与曲簿。这其中，曲簿就是舞乐曲调之类，属于太常各色番役乐人的本职工作。
但是歌辞却不归太常所管理，而是由两馆学士、翰林学士等台阁文人创作。这种曲辞分离的创作模式，背后逻辑很简单，那就是舞文弄墨，你们这些太常贱籍乐工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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