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
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
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
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
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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