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体育工作的一项方针，大致经历了提出、宣传贯彻、讨论质疑和逐渐淡出(“不再多提“)几个历史阶段。
1971年1月25日至2月3日，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率代表团访问殷省，并遨请中国派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党中央主席***同志作了“我队应去“的批示，还根据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特意指示“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
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同志又在殷省代表团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两次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
其中，“根据***的思想，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这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方针产生的大致过程。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产生之后，立即得到了广泛地宣传和贯彻。
1973年《新体育》杂志用近一年的时间，在第3期、第5期、第8期和第12期，开辟了“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专栏，发表了各类文章近二十余篇；在以后历年的《新体育》中，仍随处可见有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宣传和评述。
直至1978年第9期，还发表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正确处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关系“的文章。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体育系科在自编的《体育理论》讲义中，也大都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放在一起，作为中国体育的三大方针加以论述和讲授，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1980年8月20日，《体育报》就上海队与乌拉圭大学足球队的比赛中，上海队队员报复性地踢打客队队员，而有的读者却认为是“奋勇还击打得好“一事，展开了“是打得好吗?“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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