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刚过，广州市就已经出现了市民抢购白醋、板蓝根的恐慌，但官方并没有任何权威的相关信息发布，甚至广州市媒体接到通知，要求严格遵守新闻纪律，不得擅自对“非典型肺炎”进行报道。
直到2月11日，在疫情已出现近3个月后，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解释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遗憾的是疫情的相关资料，如传染性、临床特征、治疗手段等却并未广泛告知。
无知的结果是无畏，中国其他地区没有采取什么针对性措施，于是非典开始走出广东省，并在北京集中爆发。
甚至到了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非典事件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体制中的缺失。
公民知情权不容侵犯，面对重大灾难时，传统的处置方式已经显得格外落后。
2007年1月，中国政府审理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随即，各级政府与各政府部门也相继通过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且媒体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报道机会，而在同样惨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甚至都不允许记者前往报道，少数能够进入灾区的记者也都是被精挑细选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但在此之后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据被新华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瞒下”的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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