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明亡亡于财政破产，但归根结底，是源于税收制度和奇葩的士绅特权群体。
明朝的疆域是北宋的两倍还多，但明朝的税收最高时只有两千多万两，仅相当于北宋时的八分之一，满清的四分之一。
这正常么？很明显不正常。
到了崇祯朝，就更加可笑了。抛开辽饷、剿饷等临时杂税，一年正税仅四百余万两。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若非正税少得极为可怜，崇祯帝也不至于加征杂饷杂税，因为朝廷连正常运转，军队连正常开支都无法保证了。
可是，如此少的税负，为何农民还会不堪税负过重揭竿起义，颠覆了整个大明呢？
因为不缴税的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不缴税的田地越来越多，到崇祯朝时，百分之九十五的田地都集中到了不缴税的士绅、宗室、勋贵们手中，仅有百分之五田地的真正农户却要承担百分之百的农税，税负岂能不高！？
况且，之后加征的杂饷杂税，几乎也是这百分之五的真正农户承受了。也就难怪被逼得破产，走上反抗的道路。
至于商税，呵呵……
明朝的商税就是个笑话！
全国商税，包含盐税、茶税、矿税、市舶税、通过税、营业税，最高时才区区三百七十余万两，到了明末，更是连收都收不上来了。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派矿监收取矿税，天启皇帝为什么要派出太监奔赴各地收税，还不是被文官集团逼得！
再尼玛放任不管，是真要国家破产了。
也只有崇祯帝刚登基时天真，被东林党一阵忽悠，便将各地镇守太监、税监统统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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