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曾经教诲吾等，国富亦要民富，不可能一味只追求总量，完全无视了百姓真正想要的！”
徐处仁一番话说完，赵桓忍不住想鼓掌，但碍于身份，克制住了。
看来这任务还是要下对，目标定错了，自己要累死，目标定对了，许多事自己都可以少操心。
唐恪却道：“徐相公言之有理，但若是朝廷将钱借给了乡村下户和坊郭下五户，风险大增，这些人并无从商经验，许多人连字都不认得，若是朝廷下这类人借了钱，不要说利息，便是本金也收不回来，一旦发生这种状况，若是引起了民间恐慌，存钱的百姓们不信任银行了，要来取钱，而朝廷的钱又减少了，事态便严重了！”
“若是朝廷要造钱，民间货品并未增加，交子将面临降值的风险，进一步引起民间对交子的恐慌，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也知道其中利害，但被唐恪这么一说出来，赵桓心骤然一紧。
金融可是国家经济的顶层存在，若是金融出现了问题，可比打一场败仗还要可怕。
但徐处仁哪肯啊，唐恪只顾着自己的商业总体量，但徐处仁身为首相不仅要照顾商业体量，还有坊郭下五户和乡村中户和下户的收入任务。
“圣人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徐处仁继续道，“当不偏不倚，方为圣道，如此过分偏袒另一方，乃是饮鸩止渴！”
见徐处仁和唐恪产生了争论，一边的赵鼎道：“陛下，两位相公皆有其道理，是臣考虑不周，臣在进宫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小事，却是能说明其中之理。”
“爱卿速速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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