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的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有一个由于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理论，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表现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后期增长阶段逐渐缩小。
但是现实就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创新力，就必须保证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激励性的差距，而不是片面的追求“公平”这一原则。
于是这种现实就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制造出一个难以消弭的矛盾：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的矛盾，这两者之间几乎是不可兼得的。
基尼指数越高，收入差距过大，贫困及低收入阶层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剥夺感”，严重的心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报复社会还有犯罪等一系列的行为，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政客，在勾心斗角之余，维克托还没有忘记努力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他现在也已经能够窥破这其中的微妙逻辑了。
前世解决这一点矛盾还算不错的国家，估计就只有兔子了。
在前世兔子社会经济大发展中，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其一是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等等措施，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其二则是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行为，促进行业、地区间的平均利润的形成，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缩小地区、行业、职业间的收入差距。
其三是建立向上流通的公平机制，通过强化义务教育，发展各种类型的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建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截断贫困的代际流动，降低个人的先赋因素的影响，缩小阶层差距。
最后的一点，则是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权益，通过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在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特别救助领域保障居民的生活权益，以实现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
维克托的许多做法就有这些政策的影子，他通过梵迪诺建筑公司，大量的吸纳那些居住在梵迪诺贫民窟内的贫民，以“工资”的形式，保障了他们的最低收入标准，同时兴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让这些下层民众看到了通过教育，改变自身阶层属性的希望，再辅以安置房、《住房福利改革法案》等，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
在这其中，他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可以践踏法律，但不能过于随意，至少要再表面上维系法律的尊严与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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